马晓年 - 清华大学玉泉医院性医学科主任医师 - 中国性医学拓荒者

人生轨迹：从青海大山到英国学府的叩问之路

1945年，马晓年出生于山西汾阳，一岁时随父母移居北京。1963年高考，他听从父亲的建议，又考虑到学医可以照顾母亲，报考了医学院校，最终被北京医科大学（现北京大学医学部）录取，踏进了医学的大门。1969年，马晓年从北京医科大学医学系毕业，次年被分配到青海省某公社卫生所。

在青海，马晓年迎来了人生中第一堂令他终生难忘的“性教育课”。这个20来岁的年轻小伙，此前基本上没跟人聊过什么性话题。而在大西北偏远山区，不管是干部还是社员，谈起性话题毫无禁忌，男女间也毫无顾忌。他们经常挂在嘴边的、张口就来的几乎全是荤笑话，可以说涉及人类性行为的所有现象，就是在地里干活时也会高声唱起情歌。“我好像一下子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，感觉目瞪口呆”，马晓年回忆道。当地人对性的自然与开放，与他成长时代“性话题”高度禁锢的环境形成了强烈反差。而北京闻及的“搞对象未婚怀孕被开除”的大学事件，更让他感受到城市里那种讳莫如深的压抑。从大山到都市，马晓年被夹在两种极端的性观念之间，一颗探索性医学的种子就此埋下。

1978年，我国恢复研究生教育并实行学位制度。次年，马晓年考入协和医科院基础研究所，成为恢复招生以来的第二批研究生。他主动选择了计划生育专业，攻读生殖药理硕士，希望在这里找到答案，对那些在大山里所见所闻的“奇闻异事”有更专业的认知。1981年，马晓年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，获医学硕士学位。

1982年，马晓年获得赴英国进修的机会。在利物浦大学，他可以光明正大地接触性医学知识，也第一次看到了中国古代的性学典籍——如《素女经》《玉房秘诀》《玄女经》——这让他大吃一惊，原来老祖宗对性的研究早已非常深刻透彻，西方现代研究的许多东西也没有超出这个范围。他深刻地感受到，性医学知识需要传播开来，需要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。两年的留学经历，让马晓年真正踏入性学大门，也奠定了他此后毕生的事业方向。

拓荒之路：中国性医学的奠基人与开创者

1983年归国后，马晓年致力于性医学研究。1984年至1996年在国家计生委科研所从事生殖药理、男性不育与性医学研究工作。1986年，他与邓明昱、王友平、王效道、潘绥铭等一批对性学志同道合的学者，开始筹备中国性学会的前身——中国性健康研究会。在中国聊性色变的上世纪80年代，筹备性学研究会极为敏感，1987年首届全国性心理健康学术会议险些被取消，在重庆空军招待所艰难召开。马晓年与同仁们正是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，为中国的性学事业开辟了一条道路。他先后担任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（两届）、性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，现任中国性学会顾问。马晓年是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的创始人之一，也是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会长。

1996年，马晓年在清华大学玉泉医院（原电子工业部402医院）创立了性医学科，出任主任医师，从事性医学临床和研究工作。此后三十余年间，他致力于男女性功能障碍及男性不育的治疗，诊治过两万多例患者，积累了极为丰富的临床经验。他对性健康的理解超越了单纯的疾病治疗，认为性健康包含性教育、性快感、性权利等多个维度——这与世界卫生组织对性健康的完整定义一脉相承。

马晓年的国际建树同样引人注目。从1993年起，他连续三次获得美国性学委员会颁发的性治疗学家资格证书，成为我国大陆首位且唯一获此殊荣的医生，并成为该委员会的国际会员（该会共1500人，国际会员仅90余人）。在世界华人圈，他担任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会长和中华性学研究院院长。

著述等身：从科普破冰到学术奠基的马晓年版图

20世纪80年代初，吴阶平院士等编译的《性医学》、阮芳赋等著的《性知识手册》问世，打破了以往对性知识介绍的禁忌，也掀起了群众对性知识和性书籍的追求。1987年，马晓年和同学出版了第一本性科普图书——《男性学咨询》。那时也是战战兢兢，心里没底，出版社十分慎重，把稿子拿给专家审定，删减了五六万字，理由是会对青少年产生不良影响。而5万册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，出版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，说“你们这书写得太好了，太需要了”，第二版便应市而出。《男性学咨询》最终被收入20世纪优秀科普佳作。

此后四十余年间，马晓年笔耕不辍。他主编的《现代性医学》全书共23章，系统论述了性医学发展史、生殖健康与性健康、人类性行为与性反应周期、性障碍概论、性咨询与性治疗的理论与实践等宏大主题，被公认为中国性医学领域的奠基性著作。该书由人民军医出版社出版，于1998年获卫生部科技进步三等奖。他还在科学出版社主持出版了《临床性学手册》等专业工具书，成为性医学工作者的案头必备。

从医五十多年来，马晓年主编、共同编写和翻译了50多种专业和科普书籍，发表了50多篇学术论文和综述，撰写了两千多篇科普文章。即便年过七旬，他仍然笔耕不辍，2016年又出版了分别面向男性和女性的《知性》系列普及读本，“最想做的是科普”，他坦言。马晓年认为，人类性活动的目的包括生殖、证实情感的炽热与亲密、以及单纯追求性乐趣；而性更是婚姻的黏合劑和稳定剂，让老百姓知道更多的性知识，对婚姻家庭是好事情，也让大家生活得更幸福一些。

社会与媒体影响：破除禁忌的一代布道者

在中国性教育长期缺位的社会背景下，马晓年始终站在科普一线，成为中国公众最熟知的性医学面孔。他曾长期担任北京电视台《生命、生育、生活》及北京电台《今夜私语时》等栏目的特邀嘉宾，借助媒体平台向公众普及性健康知识。

马晓年对于性教育的观点既科学又犀利。他认为，防止性侵害要从娃娃抓起，家长要教会孩子正确认识性器官及其功能，培养儿童正确的性别意识，防止形成性压抑心理。婴幼儿时期性启蒙的一个重要目的，是让婴幼儿形成正确的“心理性别”和恰当的“性角色”，使孩子的心理成长与其自身性别一致。他坚持认为，性教育当从树立正确的性认知开始，让孩子从小就了解到性是一件美好、正大光明的事。

在长达数十年的性教育普及中，马晓年也经历了大量挫折——书稿被删、节目停播。有些大学校长直言说不要给我们的学生“性教唆”。对此，他尖锐地指出：“鸵鸟政策并不能保护大学生的安全，大学生人流数、艾滋病发病率不断上升说明我们的性教育水平还差得很多。”

面对传统观念的禁锢与现代健康需求的冲突，马晓年总结出自己四句话的核心理念：“弘扬性文明、普及性教育，提高性素质，享有性健康。”在他看来，“我是搞医学的，就管治病，后来发现，即使是搞医学的，也离不开性教育。西方在讲性教育的时候也不是单纯的讲性教育，他们也把它叫做性健康教育或者叫性的综合教育。”

五个关键词

如果说吴阶平院士是中国性医学的奠基引路人，那么马晓年便是那接棒后走过五十年风雨、真正让性科学在中国扎根的开辟者与传播者。从青海大山到英国学府，从临床诊治到笔耕著述，从学术研究到大众传播，马晓年以一己之力将性从禁忌的迷雾中拎出，铺展在科学的灯光之下。他用半生叩问，回答好了一个时代最迫切也最难启齿的健康命题。